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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上，有人买了站票，但不是全部站次都是满员，站票者有空间去选择暂时空出的位子坐。但当座位拥有者拿出火车票那么一晃，让座自不待言。这样的默契也源自一种清晰明确的规则：我有坐票你没有。也不需要“扇巴掌”来解决。

以上两种，都是“让座”，却鲜有争端甚至暴力事件发生，究其根本原因，在于各有一种广为接受的、责任明晰的规则。

无规则的“让座”会发生荒唐事

公交系统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，不能说谁给的价格高，谁就有座位，那么必然更穷的一部分人在拥挤的公交中会失去座位。一般看来，公交车上的座位分配可以有三种模式：(1)，无差别的先到先得模式。这是人类最朴素的占有方式，本质上是一种“排队”秩序；(2)，差异化模式。设立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专座（非此类者不得占用），其余座位的分配模式等同第一种；(3)，让座优先级模式。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专座在未满情况下其余人可以坐，但当需要让座时，这些人先让。

之所以给特殊人群让座会走到“抽耳光”的地步，就在于这三种分配模式都有支持者。年轻人抱怨“我们压力大，上班累”，学生抱怨“我们书包重”，言下之意是他们对座位的需求并不少于特殊人群。在给特殊人群让座没有形成广泛共识的社会，因“让座”发生什么荒唐事都有可能。

“让座”规则的形成要靠民主

牵扯到公共事务的规则，当然要由公众决定。所谓公众决定，就是以大多数人的意愿为规则。既然“让座”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多纷争，为何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自己去决定座位的分配模式？

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事实要向公众交代清楚。公交车急刹车的情况并不罕见，站着的人如果没站稳、抓牢，就可能因为惯性向前俯冲跌倒在地。如果是孕妇跌倒，可能会流产；如果是怀抱小孩的人，小孩可能飞出去；如果是老人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

“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”中，“老人”排在首位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，公交车是最常发生老年人跌倒的位置之一，而跌倒是老年人伤害死亡的第一位原因。2002年全球有近40万人死于跌倒，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50%以上。

那么这些规则是倡导性的呢还是强制性的呢？车上的广播“请给需要帮助的人让座”中的“请”是纯粹的礼仪客套呢或也是倡导性的？如果是倡导性的，就是非强制的，就是关乎道德的。是道德，让座就是“发扬风格，道德水准高”；是“规则”，让座只是履行了规则的寻常举动。

在道德稀缺的地方，就需要制定清晰的规则去慢慢形成某种道德，如果这样的规则再表述得像“道德”，就会让人无所适从：抽人耳光者自认为让座是规则：你必须让；被抽者认为让座是道德是自由：我可以不让。

规则是双向的，受让者也不是什么都无需做

在“让座”的过程中，常常会发生以下的情况：(1)，不道谢（道谢不是必须）；(2)，不返还（下车之前已经忘记了曾经让座的人）；(3)，私自转让（一个老太太把座位让给他的半成年的孙子）；(4)，得意忘形（完全忘记了站着的人很辛苦）；(5)，不回报（让座的人有很重的箱子，受让者却不主动协助扶持）。

实际上，最容易引发矛盾的上述5项，对受让者来说，并不难克服。除了上述，受让者也可以这样做：

(1)，明示要求，因为很多人老得不明显、身体不舒服也不易分辨、孕期不长看不出。

(2)，借助第三人促成让座，不是不合时宜的方法，可以要求司机、售票员协助。

(3)，适当补偿，一个人在公交车上让座和在长途车、火车上让座是有界限区别的（比如孕妇在火车上睡上铺不方便，就可以给下铺补偿差价协商调换）。

谬赏主义的逻辑是，即使将本来应该的事情加以拔高，使其具有道德感召力，也会为整个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，人们就会学习模仿。但这种谬赏主义很容易弄巧成拙，本质是它抽空了那些“应当”的事情中行动者的责任与义务。当“应该”的行为成为褒奖时，人们就可以说，我不想受表扬，所以我可以不这样，我可以不让座。于是“应该”的底线便向后撤退。